康德的理论尽管无情地打破了先前的形而上学的幻想，埋葬了客观理性的教条要求，但是，卢卡奇认为，康德这样做，只是为了替科学主义(Szientismus)辩护，也就是说，“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是我们把握现实的惟一可能的方式，乃是一种独断主义的假设”。 50
最终，康德的批判也表现出了物化的意识结构，它本身就是思想中一般商品形式的体现。 51
卢卡奇完全从常规的角度追溯了从席勒到黑格尔的康德批判路线。席勒用游戏冲动（Spieltrieb）来确定审美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应该在思想上重建在社会上被消灭了的、打碎了的、被分散在部分性体系中的人”；52而黑格尔则阐明了生活关系的总体性概念(这个概念在卢梭的自然观中已经有所表现):
人作为自身完美的总体，他内在地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形式与内容的分裂；对他来说，他要赋予自已以形式，这种倾向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抽象的、把具体内容扔在一边的理性；对他来说，自由和必然是同一的。 53
黑格尔的逻辑学用辩证法把已经分解成各个环节的理性重新统一起来，尽管卢卡奇承认，黑格尔的逻辑“还很有问题”，4而且就此打住，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但他坚持应当能够超越市民社会内在思想的“辩证法方法”。由于卢卡奇不加分析地接受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因此，他把绝对精神抽象水平上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同一性当作前提；而韦伯则认为，社会合理化的悖论之处恰恰在于，形式理性的形成（和制度体现）本身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是和一些学习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学习过程拒绝通过论证重新接受形而上学世界观，同样也拒绝与客观理性之间的辩证联系。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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