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后来所揭示的现象，霍克海默早就有所认识了。71
仅仅限于认知一工具层面上的合理化所导致的社会-心理“损失”，从社会转嫁到了个体头上，并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活动范围从临床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到神经官能症、成瘾现象、身心障碍、动机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直到审美冲动下反文化的抵抗行为和处于犯罪边缘的群体(当前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主义)。按照霍克海默的解释，法西斯主义成功地实现了功能转换，利用内在自然的造反来实现内在自然坚决反对的社会合理化。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
合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压制自然；合理性现在是在敲诈自然，为此它吸收了自然的造反力量，用以充实自身。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愿望。当纳粹及其在产业界和军界的走狗们兴风作浪时，他们一定会赢得大众的，尽管他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向社会下层发出号召，而这些阶层已经被工业的发展抛弃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大众生产的剥削对象。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以及小业主等，在被压制的自然中，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没有这些群体的积极支持，纳粹根本就不可能上台掌权。72
这个观点不仅澄清了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的阶级基础，而且也说明了法西斯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即在一个“迟到的民族”(dieVerspäteNation)那里加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73
自然人（落后阶层的民众)反对合理性的增长，实际上是加快了理性的形式化，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控制自然，而不是解放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理性与自然之间邪恶的组合—而这正是哲学梦寐以求的调和的反面。74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