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形而上学系统用一些方法论形式表达出了这样的看法，即自我捍卫只能在超越个体的秩序当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社会协同性才能实现。13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无法破除社会协同的神话，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只有从内在才能超越物化的一般过程，而且还以为，工具理性批判坚持的依然是工具理性本身所依赖的模式。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自然被客观化，并被牢牢地控制住，用来从事自然生命的再生产。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体通过认识和行为，建立起了与社会相符合的自然关系，而自然关系的反抗在社会及其成员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断进行的：
外在自然的反抗说到底是压制的结果，在社会中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对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影响，而且从孩提时代就有影响。135
工具理性所调节的主客体关系，不仅仅决定着社会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生产力的历史水平上，而且主要是反映在科技进步的历史水平上。剥削客观自然的结构在社会内部又重新上演了一遍。这一点在人际关系以及内在关系中均有所表现，前者的特征是社会阶级压迫，后者的特征则在于压制冲动的本性。
但是，工具理性之所以具有抽象性，其目的是想让主体占有自然，而不是为了告诉自然所要承受的后果。工具理性从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角度，而不是从被感知和控制的对象的角度，来表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具理性也是一种“主观理性”。因此，它并没有提供解释工具来澄清，从暴力化和变形化的生活关系角度来看，社会关系和内在关系的工具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卢卡奇想用物化概念从社会合理化当中找到这方面的答案。因此，对社会协同性的要求只是表明，社会及其成员的工具化破坏了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破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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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