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回过头来讨论主体性与语言所造就的主体间性之间的关系。自我意识主题只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以下问题的契机：在传统的概念范围内，导致非同一性悖论或非反思性意识悖论(这些悖论可能得到承认，也可能没有得到承认）的那些现象，只有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才能得以克服，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使用可以追溯到比勒（KarlBühler）的三层符号运用模式，151并且从一开始就把对语言意义的分析与交往参与者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的观念联系起来。这样一种模式引起了一场超越主体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交往理论转型。我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这场转型的哲学史意义，而是对于社会理论而言，主体哲学走向终结的标志究竟何在。
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在于：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在核心领域中还必须通过一种目的在于达成共识的交往而建立起来，那么，人类的再生产就同样也必须满足交往行为内部的合理性条件。这些条件在现代社会中是可以把握住的—伴随着的是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和不同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的分化。宗教一形而上学世界观失去了其可信性，同样，自我持存的概念发生变化的不仅只是布卢门贝格所强调的内容：它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对客观目的的目的论取向，从而使得一种不及物的自我持存能够提升到作为认知和目的行为的最高目的的地位。日常生活的常规整合已经变得松散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也获得了一种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取向。自我持存的过程必须满足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前提，并且依赖于主体所作出的解释。而主体则用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来协调他们的行为。因此，最能反映现代意识地位的不是自我持存和自我意识的同一性，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所表达出来的关系，即社会生活关系是通过其成员受媒介控制的目的理性行为以及通过扎根在每个人交往实践过程中的共同意志而获得再生产的。 152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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