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卡奇到阿多诺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接受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合理化始终被认为是意识的物化。但由此而导致的悖论又说明，用意识哲学的抽象概念并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主题。在重新接手讨论物化问题，并用交往行为概念以及控制媒介的亚系统结构来重新表述物化问题之前，我想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先来阐述一下这些基本概念。尽管合理化问题和物化问题贯穿在“德国”社会理论思想路线当中，这条路线的基础是康德和黑格尔，并从马克思延伸到韦伯、卢卡奇，一直到批判理论(KritischeTheorie)。但是，我所关注的范式转型却发生在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那里。和韦伯（1864—1920)一样，米德(1863—1931)和涂尔干(1858—1917)也属于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他们两位阐述了韦伯合理化理论所接受的基本概念，并且摆脱了意识哲学的困境：米德奠定了社会学的交往理论基础，涂尔干则建立了一套社会团结(gesellschaftlicheSolidarität）理论，把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联系在了一起。
注释
1 K. Löwith, "M. Weber und K. Marx", Löwith,(1960), 1ff.; W. Schluchter,(1972) ; N. Birnbaum, "Konkurrierende In terpretationen der Genese des Kapitalismus: Marx und Weber",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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