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最后，文化传统还必须这样来解释生活世界，即让目的行为能够摆脱通过交往不断更新的沟通命令，以实现至少能够局部地与交往行为区别开来。这样，一般化的目的就有可能具有一种目的行为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合理的经济活动和合理的行政管理就有可能具有一种受到金钱和权力控制的亚系统结构。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马克斯·韦伯认为，c）和d）所说的亚系统结构是价值领域的分化，对于韦伯来说，这些价值领域构成了现代文化合理化与现代社会合理化的核心。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根据皮亚杰的解中心化概念，来揭示世界观的结构、作为交往背景的生活世界以及合理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还是会遇到交往理性概念。交往理性概念把解中心化的世界观与话语兑现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可能性联系了起来：
“论证的合理性”并非像温奇、麦金太尔、卢克斯以及其他人所阐述的那样，是“最”低限度的合理性概念意义上的一个合理性的“相关”概念。这种最低限度的合理性概念，是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由法律派生出来的，并且可以以假设连贯的形式表达出来。现在，“论证的合理性”不仅仅是表示一个特殊的“附加”在最低限度合理性标准之上的合理性标准，而且作为同样特殊的合理性标准，在古老的巫术或现代的经济体系中都是有效的。“论证的合理性”明确表示：(a)非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这是一种支配不连贯、矛盾和分歧的独特方法，处于发展当中；(b)一种通过“特定的”、“实体的”合理性标准起作用的形式方法，而这种实体性合理性标准，在卢克斯看来，又是由一个最低限度的合理性标准派生出来的。118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