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Beer，2012a，2013b）认为，在传统学术期刊和书籍之外的各种论坛上发表文章的潜力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导致大量社会学材料的可供获取，但其中许多资料可能难以找到读者。履历丰富的学者可能通过使用新兴数字平台表达思想，维持其数字在场，以加强他们的资历，并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其他人的观点可能会被忽视，其成果也难以得到足够的认可。比尔注意到，在数字化之后，音乐行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许多音乐家在网上发布可免费获取的作品，但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影响力水平，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报酬。根据比尔的观点，如果大学认为社会学研究通过数字渠道出版和传播能够具有价值，那么那些擅长自我营销和运用数字工具的学者将受益，而那些不愿或不能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线课程的激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因为这导致许多评论者质疑这些课程的教学价值及其对就业水平和学术工作量的影响。一些批判者认为，在线课程是政府撤销资助面对面线下教学，转而支持通过在线技术开展更便宜的教学形式的又一个机会(Smith andJeffery，2013)。从这个批判视角来看，如果有一股力量鼓励学者们学习和使用社交媒体、开放教育技术和开放获取出版物的论坛，但只把它们作为大学公共参与和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数字化学术就可能被定位为当代大学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另一个方面(Burrows，
第四章 数字化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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