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的相互决策(Rogers，2013)。
切尼-利波德（Cheney-Lippold，2011）采用福柯的观点，将算法权威描述为一种“软权力”(soft power)，运行于生物政治和生物权力领域，即与人口控制、监视和管理有关的政治和权力关系。这一理论立场，正如参与式监视观点（第二章）所述，强调了人们对算法权威提供的规训指令之接受的间接性和自愿性。算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邀请用户从中进行选择，以作为“定制化（生活）可能性条件”的一部分（Cheney-Lippold，2011：169)。数字主体通过使用算法生成的各种形式的数字数据以及可用的可能性条件而变得“通俗易懂”。这是一种权力形式，但它基于用户先前和预测的行为、信念和偏好来构建和邀请选择（尽管也在限制所产生的选择）。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算法识别并不总是与软生物权力联系在一起，它也与具有强制性和排斥性的权力模式（“硬生物权力”）联系在一起，比如当预测分析被用来识别和瞄准潜在的罪犯或恐怖分子，或拒绝接受社会服务或保险的特定类别的个体时。这些策略通常涉及一种禁光监视方法，往往识别具有某种风险或威胁的团体或个体，并试图控制他们，或将他们排斥于特定的空间和社会支持之外。
当人们的身份认同概念是通过算法坚不可摧的逻辑和软权力来建构时，对生物权力的传统抵抗形式将难以维持（Cheney-Lippold,2011)。“黑箱”，即组织安排这些技术的软件和代码程序，是用户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算法是如何监视我们的互联网活动或空间移动轨迹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算法计算的结果：我们被排除在某些选项之外，而这些选项却被提供给其他人。因此，这种权力形式很难识别或抵抗。或许我们不同意算法定义它的方式，但挑战或改变这种定义的机会又很少，尤其是在计算机代码和数据操作被认为是政治中立、权威和永远精准的背景之下。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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