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金和麦克利兰（Goggin and McLelland，2009）通过更多例子来强调数字技术使用的跨地理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他们指出，虽然个人电脑在日本的普及率不如西方英语国家，但是日本早在几年前便使用可连接互联网的国产手机。韩国人也较早地使用移动互联网手机，而且比美国等国家更早地接入宽带，这源于韩国的人口密度和地形条件扩大了宽带覆盖范围（参见Belland Dourish，2007，2011)。类似地，正如贝尔和多里什(Bell andDourish，2007）所指出的，新加坡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小岛国的地理特征，加上相对富裕、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口，以及在传统上对公民日常生活实行高度管制的政府，使得该国在使用普适计算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谷歌“我们的移动星球”全球智能手机使用率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韩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居民智能手机使用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随着科技互联的“智能岛”发展，新加坡和韩国政府对公民的互联网使用和访问进行了高度控制、管理和监视，包括对网站的监管和审查（详见本书第七章）。
数字人类学家还展示了数字设备和平台被赋予的意义的变迁方式，它可能抵制或改变其开发者的意图。贝尔（Bell，2006b，2011）举例说明了数字技术的纸质复制品的使用，比如中国的某些传统活动中会使用纸制的 iPhone 和 iPad，以作为对死去祖先的爱、虔诚和尊重。这些复制品是财富和西方文化的象征，但它们更在精神上被视为与死者彼此沟通的工具，就好像它们在生者世界里所熟悉的那样。在这里，这些技术以一种象征形式出现，这是它们的开发者完全无法想象和预计的。
第六章 数字技术应用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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