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
·缺乏数字技能，如处于低水平使用阶段，或不熟悉技术的新版本；
●缺乏重要的使用机会，由于家庭或工作场所的时间限制和竞争。(van Dijk and Hacker，2003)
虽然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有着类似的访问权限和兴趣程度，但是差别化的技能和实践也是明显的。低收人和低教育水平者的数字技术使用不同于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者，后者能够使用数字技术来增强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并提升社会地位，从而保持他们的社会优势(Halford and Savage，2010)。研究表明，低教育水平者的闲暇上网时间可能比高教育水平群体多，但其使用方式却不同。比如，前者常常在休闲时使用社交媒体和打网络游戏，而不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教育、搜寻信息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van Deursenand van Dijk，2014)，或者说所谓的“资本提升活动”(capitalenhancing activities) (Hargittai and Hinnant, 2008: 602)。
数字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客体：它们被赋予了与性别、社会阶层、种族/民族和年龄相关的意义。即使人们有公开的政治意图，也很难抵制或克服这些意义。这点取证于邓巴-赫斯特（Dunbar-Hester，2010）对费城媒体活动家的研究。这些媒体活动家试图拓展通信技术和技术使用技能的获取途径。他们的项目旨在“祛魅”媒体技术，其方式是为在历史上被社区无线电和社区无线技术排除在外的群体开展教学活动。正如邓巴-赫斯特所观察到的，社会身份可能会改变，但不具有永久的流动性。他们被与技术的相遇建构，并通过与技术的相遇被建构，包括他们的话语和物质维度。在该研究中，媒体行动主义者发现，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被排斥在数字和其他通信技术之外的人（那些不符合白人男性社会身份的个体)，但是在通信技术方面，他们仍然面临着持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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