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学习使用数字工具，以收集和解释数据。例如，2013年末，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志愿者们被号召采取行动，利用社交媒体数据为援助工作提供信息。在缺乏偏远地区居民生活状况的信息，再加上台风破坏了固定电话信号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信息——由充气式宽带天线等应急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提供了援助细节信息。工作人员使用 MicroMappers 平台，通过志愿者筛选推文和其他数字媒体的最新信息，记录事件描述和上传的任何图像的内容，从而准确定位人们的求助地点。其他志愿者则使用在线地图工具“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来创建新版本的数字地图，展示受灾地区的地形变化，以帮助救援人员更好地进入救灾地点（MacKenzie，2013）。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公民利用政府公开数据来监督政治家的行动（如加纳），展示政府财政支出浪费（如尼日利亚），并参与旨在改善公共卫生和清洁水资源的政治行动（如印度）（Firth，2013）。
批判性视角
尽管有许多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开展政治活动和公民参与的成功例子，但一些批判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实践效果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批判者认为，新兴数字媒体在促进社会变革、支持解放潜力上具有显著力量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将数字媒体的角色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一种更复杂的路径指出，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和煽动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和多维度的，它涉及一个异质的行动者集合，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新媒体和旧媒体。社群和社会网络概念往往被应用于互联网研究，似乎它们是有界的、单一的，而不是异质的和动态的。波斯蒂尔(Postill，2008）提出了“社会场域”(social field）概念，即社会能动者竞争或合作的空间，包括可能为变革而动员的当地居民和抵抗社会变革的当局。目前，各种各样的人类行动者正在促成数字自由行动主义和民众表达的融合，包括“计算机怪胎”、黑客、专门研究版权和互联网议题的记者和律师，还有其他知识生产者，如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公民。而同样多元的行动者可能正在寻求限制、遏制或压制此类活动(Fuchs, 2011, 2014b; Postill, 2013; Tufekci and Freelon, 2013)。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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