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数字社会著作的作者，讨论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政治影响。一些人认为，这些技术是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取向。它的主要信条是：原子化人类行动者对个人生活机会和结果全权负责，市场经济和竞争在实现最优结果中具有绝对权力，以及国家不再向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服务。根据新自由主义原则，理想的主体是自我调节的，并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人们期望并鼓励个体进行自我反思，或将自己的生活视为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创业投资项目(Ventura，2012)。新自由主义支撑了社会学理论在回应数字技术方面的多重维度，包括社会学家分析由数字技术提供的监视和监控功能是如何在国家监管和干预外被应用于促进自我管理和竞争行为的。
产消合一也许可以通过审视福柯探讨建构人类行动者的自我实践——那些旨在自我关注或自我完善的活动的著作来理论化(Foucault，1988)。通过这些技术，人们了解他们的环境，了解与他们分享生活的其他人。事实上，有人认为Instagram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鼓励生产传播关于参与者、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深度知识。这些技术通过更新状态和视觉图像，让那些异地、很少面对面交流的朋友和家庭成员，能够跨越时空而定期相互交流。他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希望与好友或粉丝分享：用脸书中的术语来说，就是运用一条“时间线”，将文字与照片或视频结合在一起，以呈现用户的角色形象。然而，这些技术的正常运转和维持，也需要一种工作——社会劳动——来满足这些媒体和用户互动对象的需求(Fuchs，2012；Lambert，2013; Marwick, 2012; M. Sauter, 2013)。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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