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数字视觉技术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对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深远影响。它们参与到个人社会空间的管理和创造，组成和实现人类、空间和客体之间的联系(Graham et al.，2011)。数字媒体技术在线上形成了新型视觉产品和产品的受众，涵盖了从高度隐私到高度公开的范围。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和可穿戴设备，以及诸如Flickr、YouTube、脸书和推特等平台，推动了个体对生活进行持续视觉记录，并向全球观众分享这些材料。以谷歌地球为例的基于位置和空间的制图技术（如GeoMedia技术）和数字游戏，都依赖于复杂的图像，而数字编辑软件支持各种图像的创建和操作（Lapenta，2011）。这些“构成关于空间、场所和信息的新认识论”的工具（Lapenta，2011：2)，为社会学家使用充足的视觉图像进行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研究提供了丰富机会。正如莱斯·贝克(Les Back)所说，它们的运用与其说是“属于”(of）社会学，不如说是“伴随”（with）社会学（Back，2012：33)。
追踪和绘图设备已被用作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以创造新的城市形象。2002年，在阿姆斯特丹实时项目（Amsterdam Real-Timeproject)中，60名志愿者在一周的时间中携带一个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在城市中四处走动。他们的数据被用来绘制他们和其他志愿者的个体移动轨迹，以产出一个他们与阿姆斯特丹空间的日常接触的视觉地图。这些人的移动轨迹生产了一个新型城市地图，展示了空间的日常使用。因此，GPS设备使艺术和想象的表达成为可能，能够在视觉上展示日常实践和空间利用，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生产出城市等空间的“个人画像”(Pinder，2013)。
民族志挖掘（ethno-mining）实践将定量数字数据与为数据提供社会文化语境的丰富的情境性民族志研究相结合（Aipperspach etal.，2006；Anderson et al.，2009；Boase，2013)。这种方法是从基于传感器的技术发展而来的，它可以自动追踪人们的移动轨迹，成为人机交互领域研究的项目之一。自此以后，人类学家开始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民族志研究，从传感器和其他技术中获得数字数据和信息。在人类学家为英特尔（Intel）公司开展的关于计算机使用和时间性问题的一系列项目中，参与者在数字设备上花费的时间以及从他们的移动手机中获得的地理位置数据，都运用了数字绘图工具来进行跟踪和可视化。研究人员向合作的参与者展示了这些可视化图形，以对数据所显示出的数字设备使用习惯作出解释(Anderson etal., 2009)。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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