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对学者的社交媒体使用的调查中发现，虽然许多受访者反馈说使用这些工具有很多好处（对一些人来说，这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工作组织)，但是这种使用也增加了时间压力。一些人表示，他们担心大学可能会在繁冗的学者义务清单上增加数字公众参与一项。正如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男性青年学者所写的那样：“我担心这很费时，而这又是强加给教师的公关工作，完全超出了合理范围。”一位欧洲男性青年研究者评论说，社交媒体“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义务，它可能助长‘不发表就出局’的暴政”。其他几人谈到了使用社交媒体纯属“浪费时间”，认为不要“沉迷”使用它们，以免损害其他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社会学对审计文化和计量学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但还有其他方式来看待这些职业实践和身份认同的新兴技术。我在上文讲过，不可否认，进入数字公共参与对学术界有积极的方面和利益。成为一种被计量的集合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转变。对许多学者来说，收集关于他们职业自我的数据，可以产生成就感、满足感和对自己成果的自豪感。人们也可以考虑将计量集合作为一些学者抵制被边缘化的方式。例如，被引量(citation counts） 为支撑学者对其研究影响的主张提供了一种定量方法，从而为那些被学界顶层的“老男孩网络”(old boys network）排除在外的人提供了一个“谈判筹码”(bargaining chip)。传统的学术权力网络仍然基于庇护人（patronage）的概念，歧视那些少数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女性，那些可能被认为“太老”或“太年轻”而不适合某个职位或晋升的女性，以及那些因照顾他人等原因而暂时中断职业生涯的女性。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被引量和h指数等指数，对于支持他们对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的主张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抵制庇护人这一隐藏系统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这些数字化的计量工具，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对学术自主性或自由的压制；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凭借其明显中立的强大“数字”力量，提供一种对抗歧视的手段。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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