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一旦从人际关系的层次转移到组织机构的时间结构中，就会改变那一时间结构的性质。当然，它在那里仍起到战略工具的作用。在官僚政治机构中，限定期限的优先级是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例子，确立时间上的优先级是对复杂事物加以简化的手段。然而，当人们彼此把对方作为意义协商、符号互动和交流的对象时，即便是在敌对的立场上，他们还是会通过创造间隔、用这些间隔来玩戏法以及自己“构造”时间来安排时间，这些会以人际互动、礼仪与风俗、精湛的缓兵之计以及承诺或拖欠债务等形式连续地发生，组织机构的时间则会成竹在胸地以更加粘滞的策略（即便不是凝固的）来对付他们。对“时间”这个词的频繁使用，就好像它是独立自存的一样，这同社会机构与设施中的时间变得相对独立于个人有莫大的联系。正如决定时间的手段一样，不管是否出自人类之手，它们总有其自身的运动，由于那些社会的标准化了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运动，独立于其他人事变动和非人事的变动，个人也就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其所属群体确立的时间，适应其周遭的组织机制。
这就是时间的异化，通过时间在组织机构内的浓缩而发生，而后又作为某种外部的东西发生作用，它被感受为一种束缚，并且能够被用做一种权力工具。人际圈中的间隔相对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而当问题出在法定期限对其施加制裁、信用机构设定了期限并使金钱起效、由组织以及组织内部限定、容许、指令等待期的地方，它就变成严格刚性的了。这里展现出文化之间、组织机构之间相互比照的广泛的活动领域：谁必须要等待，要等多久、要等谁、要如何等，可以标示时间（这里含有“时间是谁的时间”的问题）在一个组织内被赋予的价值。此外，间隔缓慢加固所需要的初始条件，间隔在权力结构中的嵌入，也都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
第五章 遲望这样的艦輯
① 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Eine historische-anthropologisehe Skizze", in: Theorie der Geschichte, 1988, 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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