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威跨越时间和空间行使其权力，而地方权威则要在一定的时间类型下确立其统治。早期的大帝国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形式来巩固其统治，但首先，它更急于控制空间，即控制地域领土。为此，存在着空间上的策略—使用武力，还有征税以及最初在时间上运用的策略（其明确地包含在官僚政治所发行的书面材料和文件中）。①现在我们既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了。即便是今天，我们也很容易在独裁政权中发现权力在时间方面的实施。政权的建立既基于恐怖也使用时间策略。恐怖通过不可预见性，即时间上的独断而得到实施，由此，那些受害者被清洗而变成牺牲品。并且，在军事独裁政权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因不承认三权之间的时间联系而遭到废除。因为，司法代表的是过去所发生之事。过去得到判定，而我们所做的是非判断处于回顾之中。然而，立法却是指向未来的。制定法律是为了确立行为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要件，而行政权的实施则完全是当下的行为，它确立并决定什么是并且必须是现在的支配物。在军事独裁政权中，由于独立司法权和独立议会制度的废除，过去和未来同时被否定。所有的权力都归属于行政，它必须要单独决定，在统治着其他时间的现在这个时间维度中，什么必须要占优势。②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性统治凭借“秩序”的空间概念得到执行，其后紧随着致力于运行、“进步”，通过加速而前进的动态化概念。加速把时间用做追求战略目标的行动。在战斗中生死攸关的迅速性，即快过其他人，已经在竞争中得到保持，而且正发展出日益复杂的形式。现在遍及全球并驱动着世界经济活动的经济竞争，在根本上仍然以使用机器加速来提高生产力的那种发展模式为根基。实验的时间是新通信技术所固有的，它被用来传递信息给其他生产和服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进步，也为了持续加速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加速促进了流动性，而流动性承诺了更进一步的活动性。甚至于运动，在咄咄逼人的冲突中制度化了的身体竞技，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适于做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传媒而服务，最后，城镇与地区就像是得到超级体细胞加速了的身体机器的附属物。在为众所周知的几十分之一秒而奋斗的过程中，在周遭的狂热崇拜中，这几十分之一秒以科学的训练方法为基础，它能够根据运动员的生物节律来考虑他们的身体功能，并会顾及技术装备所必须提供的最微小的一点进步。在这里，一个庞大的革新机器已经启动，它导致了工业分支机构的高速增长，其覆盖范围从单一的增强体质的运动直到处于电力竞赛中的工业所激发的实验研究的各个阶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对速度的集体狂热，由这种狂热的观点看来，放慢速度的策略实际上既可悲，又是防卫性的。自行车道在城镇中修建起来，速度限制进驻高速路，作家斯登·纳多尔尼（StenNadolny）出于小说《慢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的需要，塑造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形象，他具有奇怪的思维和感知习惯，奇怪到让他的同时代人都感到怪异的程度。这些减速的试验无疑会持续进行下去，并且，甚至会部分地得到制度化的认可。然而，一个运转良好的刹车装置难道不是所有构造得体的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吗？不是每个开动机器的人都知道在什么环境下要加速、在什么环境下要减速吗？于是，“慢”最终被持续的加速所抵消，加速通过“慢”而使自己相对化了。当然，社会发展并不会完全依照机器而运行，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却不可逆地指向了加速。石器时代在逃跑和战斗中所折射出来的快速，已经在整个社会演化过程中发展为一种科技的文明，这种文明正不断加速。这是背景的时间，对于所有尚待认识的其他时间策略而言，它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
时螺:理代与后理代经验
① 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Oskar Ozlak（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资料来源于口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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