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技术的适应过程仍摇摆不定，因为它总归是一个学习和把握的过程。机械所必须提供的东西—全球同时性和无数局部的个人时间的社会表征与整合—在这种适应的时刻得到演练，并转变成社会习惯。通过技术，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而，个人时间与使人们成为联合体的社会时间之间的新型关系也能通过技术得以确立，只不过，这中间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在适应阶段，多种时间的并置远比聚合更重要。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争取对个人时间的社会认可，并使其在世界时间的全球的标准化体制中获得表征的斗争也开始了，这种斗争是以技术基础设施的扩展和由之所产生的对加入的约束为开端的。接下来就是争取使时间和空间结构化的政治建构权，从而获得开放的政治结构。显然，这正是当前适应阶段的冲突方面何以如此强烈地凸显出来的原因。个人时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自己的时间，必得同他者的时间、外部的时间达成新的妥协，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复杂劳动时间中，在劳动时间与劳动外时间变化了的关系之中，达成新的妥协。在科学观测和个人时间的主观基础的第一个阶段中，何以挑战的中心更多地不在心理学和物理学，而在生物学和社会学，当然还有政治学？答案不言自明。要找到协调各种个人时间所需要的一个正当的、可接受的社会“解决方案”，必须以社会现实的规则和技术媒介的规则为框架，既要考虑到人们作为普遍性的生物存在，其内部所负载的自我时间，也要考虑到因人而异的自我时间。这种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欺骗性的现在，不仅可以解释为个体的心理现象，也可以解释为社会的、政治的现象。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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