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布勒的分析针对的是美学而不是他称之为“有用的发明”的技术学。但若以“我们的态度”来调和这些过程，这里显然存在着相似性。重复是渴望回归熟悉的模式，而发明是渴望通过新变动来逃避老习惯，这两者之间固有的张力既是符号生产的特征，也同样是技术生产的特征。同时，这种张力也是线性与循环性之间互补作用的基础。社会通过构造一套复杂而又精致的习俗惯例来避免个体遭受过多的变动。但是，自工业革命的“陀飞轮社会”①出现以后，我们也很容易能找到许多这种张力在其中脱离平衡态而转向极端的例子。那么，把某物抛弃掉，即把它们从循环中消除的决定又如何呢？抛弃也总是含有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因为曾经有价值的某物由于这种转变而被消解了价值。早期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繁复的仪式以维护某些事物。许多史前文化中的葬品和祭礼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现今许多事物都被丢弃了，而有另一些事物则被列人了保护条令：日常用品、动物还有知识，因为它们属于某种濒危文化而突然获得了文物的价值。因此，在一个循环周期的终结处并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空隙：使得在集体记忆中，至少是受到毁灭威胁的部分“种群”的集体记忆中所储存的大量符号和现实的可能性得以存在，或许就在博物馆里让出一席之地来储存它们，像被期望陪伴死者往生的陪葬品一样。
我们发现了周期的迷人再现，进行了旨在系统地揭示技术制品、观念和艺术品传承的“内部时钟”的考察，并详细说明了种群和系统的本征时间，但我们的社会并未因此而免于面对使这些周期协同的困扰。如今的情况恰恰相反。废弃物的问题更突出了，每个社会在革新、重复和删除（即毁灭）的相对速度上必然发生彼此对抗的相互抵消。这不仅仅是形成相对加权的问题。由于开放的未来这一范畴的废除（该范畴隐匿在时间线性的观念之下主导着机器时代)，三个过程全部拥堵到了扩展的现在。发生在现在的革新速率越来越密集，在材料和被预期的隐喻意义中的废弃物越来越多，与废物处理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同样发生在现在。随着周期的重新发现和现在的扩展，为了达到革新、重复与淘汰三个过程之间的新平衡，致力于适时地产生出一些机制来获得社会的解决方案的尝试已然启动。发明物，亦即技术上的革新物，是可以明确地以其不可预测的方式而为人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并且尽快地控制它们的积极和消极的效应。就时间性来说，这种提早认知的预见能力被挤压到了技术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可能性已经自我显露出来，只是还未能付诸形成，这个时期就是在扩展了的现在中正在生成的时间。废弃物的问题迫切要求尽早认识和防范，在废弃之前寻求收买权（pre-emption）就是防范措施之一。然而，废弃物能在一条革新曲线的开端就得到恰当的认识和处置吗？必须把革新从不可控的技术和社会的增长转换为有计划的、合理的改革。如果必须在革新过程一开始就通过规避或者治理的技术使废弃的问题得到解决，那这个问题就更难处理了。从某一数量级开始，废弃物处理的价值就再也不能外化了。越来越多的命令和控制，越来越多的过程管理也都在这里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里的所有事物都迫切要求提早得到认识、防范和收买权。然而，这里要求的是怎样的选择度呢？选择所运用的标准又由谁来决定呢？此外，谁又能保证创造力的根基不会连同其所固有的肆意生长的杂草一块儿被移除呢？
时阀：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陀飞轮是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在1795年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装置。“tourbillon”有“旋涡”之意，陀飞轮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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