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研究对象在实验室互动环境中的接入（integara-tion）与重组（new constitution）还会增加清楚表达的可能性选择。互动环境是时间上结构化的、具备加速能力的环境，互动环境的具体化是通过参与者有序的表达变化实现的。①
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电子传输网络接收、传播和交换各来自太空的观察与测量数据；正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同时就一个共同的知识前沿问题开展研究。
这种在劳动分工中内置的（builtinto）同时性的极端形式是否是天文学所特有的，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因为开普勒（Kepler)②在1608年向法布里齐乌斯（Fabricius）提供他的观察数据时就曾提出一个简洁的问题：“当并非所有人都能做所有事，事情会如何？”③无疑，内置的竞争机制也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加速。但是，在观察科学实验室过程中所能得出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实验室化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者的社会暂时性中的嵌入，也不是实验室化的研究对象在追求接近同时性劳动分工的工作组织中的嵌人，原因在于：此处的科学研究过程与工业生成程序相类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室中不仅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能借助于微型化或其他技术与自然界中遥远的、或大或小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空间，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时间结构。当人们在实验室的行为背景下能够成功地维持研究对象的在场，实验条件和控制可能性就会有显著的扩张。如果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处理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那么研究对象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提高。一旦现在是可以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么，其他的时间尺度就可以被观察，时间序列就可以被重复，时间过程就可以被加速或延缓。科学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它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不同于作为“文化的互动形式”的时间，也不同于研究人员自己的“地方时间”。为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而创造出来的实验室时间本身更多地属于一种科学—文化建构物。当研究对象—不管以何种改变了的形式离开实验室，并作为人工品在社会上继续起作用，实验室时间就开始反过来影响社会的时间性。实验时间有它自己特有的时间需求，就像在实验室中，这种时间需求所要满足的是持续的可获性、可近性和研究对象在场。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Frank A. Dubinskas (ed. ), Making Time. Ethnographics of High-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1571年12月27日生于魏尔，1630年11月15日卒于雷根斯堡。发现了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并且提出“并普勒定律”。译者注。
③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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