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作为设置时间的权威机构和确定时间的最高权威的排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没有人会再质疑科学在时间方面的定义独占权。自1967年以来，科学将一秒定义为9-192-631-770个铯原子周期。
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时间观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上是成功的，它带有特定的科学史与社会力量的时代烙印，并成功地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时间观。一旦线性时间秩序得以以一个可以追溯其起点的年代学的形式确立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所有动态的运动开始加速。在“陀飞轮社会”，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能量使人类从无数的“小的世界”，从具有封闭的社会结构和生存形态的小城市和村庄拔出来，并到处点燃人们无止境的贪欲。由于这种贪欲，人们不惜“和他的对立面繁育后代”（马克思）。在“陀飞轮社会”中，加速成为使其他一切黯然失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经验。步调比目的地更重要：谁保持原速，谁就停滞不前；一切，尤其是时间，将会快速运动：新的神话就是速度。
因为这种疯狂的、越演越烈的加速，很多人以文化休克（shock）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休克”现象最初来自医学对在铁路事故中的受害者的生理一心理状态的诊断。①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不是心灵的冲突、不是数不清的生灵与时代的机车之间的碰撞，也不是人们使用的用来描述他们经历的巨大的运动洪流的无数比喻，而是时间的肖像学（iconography）。艺术家们留下了大量的图解，它们能比文字更清晰地表达感觉触动。
这些图解描绘了死亡中的时间、作为时间之女的真理、吞噬自己孩子的时间。这些图解以讽刺和忧郁的方式绘制出来，但艺术家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一种诠释，使我们易于解读。马西莫·卡恰里（Massimo Cacciari)①在他如诗般充满思想的文章里提到了英国讽刺作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②1764年绘制的《死亡中的时间》和戈雅③的两幅《聋子之家》（Quinta del Sordo)。对于卡恰里来说，克洛诺斯创造的时间揭示了自己会在时间进程中死亡的真相。在荷加斯的插图里，人们甚至可以发现这样的遗嘱：“我留下一切。”应该解读成：“留下我所拥有的一切，但不是给上帝（这几个词被删掉了），而是给混乱，因混乱是我唯一的遗产。”—在面黄肌瘦的克洛诺斯身旁，是滑落的哨子和迟钝的镰刀；沙漏行将用完；世界已是一片废墟。爱神的箭已断，钟已碎。世界化为一团烟雾。时间判定自己会“消耗殆尽”(consummatus est)，最后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在戈雅的画里卡恰里这样认为，所描绘的主题是时间的愚蠢。大大的黑眼睛中空洞无物，看不到任何威胁。为了生存，时间是非常贪婪的，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它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为了生存，它甚至毁坏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唯一保障。确立其存在的原则被它判处死刑。“愚蠢”恰恰是时间的特性，为了生存，它不断地消耗、不断地破坏：它癫狂地奔向自己的坟墓。在绝望和盲目的生存意志中，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死亡冲动。卡恰里呼吁戈雅人物的观察者“纵声大笑”，在笑声中揭露时间的愚蠢、暴露时间的自我毁灭机制：“贪婪的时间揭破了人类对不朽价值和不变价值追求的虚妄性。只有当人们领会到破坏性的时间所制造的反偶像崇拜的真相时，我们的笑声才开始解放我们。”④
樂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送斯之忧
① Wolfgang Schivelbusch, 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 Zur Industrialisierung von Raum und Zeit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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