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在社会纪律、规则、（维护规则必须的）规范、（内置于技术的）规范化之间形成的接近共生、互相补充的关系状态。长期的社会发展需要一套规章，这些规章从最初来自于外部强制，经由时间规制的不断地内在化，到自觉强加的自律。①当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设置了时间规范的技术制成品也会介入其中。这些技术制成品一方面服务于保持和稳定已被引入的时间秩序，但也通过引入外体技术（extra-somatic technologies）推动内化的适应性。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时间测量手段，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技术——哪怕是最简易的工具，不然的话，就会缺少塑造空间、时间和社会组织的能力。②然而，在前工业社会，还不是所有时间皆为“经济学时间”，因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人类为了技术产品提供可用性。当时的人们必须为了“上帝的时间”和工作提供可用性。欧洲第一个“有节律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圣本笃（SaintBenedict）的会规基础上③，该会规中有八次祷告，分布于白天和黑夜，分别由机械的钟声引导—这是一种以准时和规律为特征的、外部控制的时间秩序，但仅适用于少数精英。以机器的运送运动机制为取向的规律，也规定了调节工业化时代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时间秩序：规定日程安排的社会机制形成了。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作品中写道：
新资产阶级通过筹划家计和生意，使其生活简化为一种精心管理、从不间断的日常惯例：如此多的商业时间，如此多的晚餐时间，如此多的娱乐时间——所有都经过精心计算，所有人的方法都类似，就像特里斯特瑞姆·项狄（TristramSchandy）的父亲的性生活一样，像每个月上钟表发条那样准时发生。按时计算的付款，有期限的契约，定时的工作，给定的用餐时间，等等。反正，从这一刻起，一切都离不开日历和钟表了。浪费时间成为最令人憎恶的罪恶之一。①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諾斯之狀
①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vol. 2,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②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e et la parolel；德文版参见 ch. 2，n. 29.
③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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