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先后经历了一系列连锁的发展过程。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全依赖传染病控制、排污系统、卫生条件、医疗进步和公共医疗体系等方面的进步。广泛存在于19世纪各个时间段的童工，在20世纪初彻底得到限制并最终取缔，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在各个公立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孩子们去上学，而不是过早地被劳动所压垮，人类劳动力会完成更多的工作，并且，通过群体健康状态的改善，其产出会普遍提高。福利国家具有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和各种社会保障机制，这样的国家会将自身确立为历史性的“世纪工程”。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前后，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社会服务机构确立的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额外工作者的需求增长的程度，才足以使妇女们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大多具有了专职工作。这种发展以一系列数字的形式得到了传达，在其中，工作时间以工龄的形式得到表达。②根据这些数字，上溯到1871年的英国，一个男性工人一生中差不多有56年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到1950年前后，这个数字保持在50.9年左右；直到1981年这个数字才降到46年。因此，整个一个世纪的进步也可以通过男性人口所获得的10年工作外时间而得到估价。像所有的统计数字一样，这些数字不仅仅掩盖了个别差异，而且忽略了历史事件、战争或者殖民扩张的影响。而在妇女这一面，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番图景。至少，她们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中最早在1871年貌似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体，虽然那些数字仅仅是把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光阴记录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少得可怜的薪酬。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这部分光阴差不多有20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数字是恒定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波动，而后就持续上涨。到1981年，英国妇女一生中有30年时间离家工作。在另一项关于英国男女两性可以达到退休的工龄的调查中，作者得出一个结论：男女两性所在行业的实际(defacto)结构配置开始浮出水面。两者在工作时间方面都变得零碎且不连续，职业的社会衰退加剧，兼职工作的比例上升，这种兼职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边缘状态，退休年龄则显示出急剧的变动性，那些不被正式认可的就业状态的含糊性正在上升。这与工龄的总体持续时间正日益达到非工龄的持续时间的发展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扣除工龄之后，男性和女性平均剩余的时间就是他们工作以外的时间：差不多是30年。①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① Seifert, Arbeitszeit in Deutschland.
② Jeșse Ausubel and A. Grbüler, “UK Working Time Indicators", Laxenburg: IASA 1988, mimeo; P.J. Armatrong, “ Work, Rest or Play?", in: P. Marstrand (ed. ), New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and Skill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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