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马上要为所赢得的时间欢呼了，然而，一旦考虑到大部分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所必须赖以为生的经济条件的微观结构，我们马上又会静默下来。因为，如果已知统计学上的平均寿命年限，就会得出一个明确的常量（Ausubel和Grübler曾做过研究），即：如果把男女两性的正式工龄按100年1个周期持续累加起来，那么，尽管平均寿命增长并且进人工龄的累加，尽管家用技术与提早退休节省了时间，还是不能改变什么。在100年的周期中，人们的工龄（这里的人们指的是男人和女人）通常可达38年的时间。②
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立即推算出来，这样一个常量表达了一个社会要维持其自身所需要的“必要的”时间量，这里所谓“自我维持”的水平是可变的。但这样的推算是徒劳的，尤其是当一种可自由获取的“剩余时间”要从这样的推算中推断出来时。至少，机器时代所指向的是开发所有可用的时间储备。按照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描述，生命被分成两个区域：用于生产的时间（它被耗费在机器上）和用于再生产的时间（劳动能力的身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若平均寿命大大变短，而受教育时间与现今相比又达到最小值，那么，大多数人口都不存在时间储备：老年人没有多少时间储备，更毫无今天所谓的自由时间或消费时间可言。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都被整合到了生产过程中，并且不得不担负起她们家庭中所紧迫需要的再生产的重任。因此，被人为构建的某一常量（例如人们的38年工龄）所掩盖的东西，必须要在更全面的变化的语境下得到理解。
时阀：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Schuller, “Workending and Institutional Time".
② Ausubel and Grübler, “UK Working Time Indicators".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