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变化之一涉及19世纪的工作状况以及20世纪赋予自由时间概念的内涵。对于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以及工人运动活动者而言，劳动被视为经济财富的源泉，被视为最根本的人类需要。如果进行社会斗争是以对“工作权利”的要求为名，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分享经济剩余价值权利的宣告，对发展人类及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有益的工作权利的宣告，而这与要求补偿的观念并不抵触，相反却促进了这种观念。人们要通过社会关系方面的激进变革“救赎”工作。尽管“从完全被工作所占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①是否会永远变成一种现实，“获释”的时间是否会成为自由、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源泉，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会随着新希望的出现而破灭的幻想，所有这些仍是社会反思的基本课题，但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20世纪一直饱受对自由时间之希望的煎熬。
鉴于工作时间的负担，即便仅从时间的数量上来说，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想要更多的自由时间的愿望是无法抗拒的。然而，“获释”的时间从哪里来呢？其中一部分可能可以通过劳工运动的顽强斗争从雇主那里夺得，而这种斗争又总是同各种导致生产力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的合理化相互结合。另一部分源自妇女们以前不可见的时间储备，这些时间储备在计算人们工龄时属于未被正式认可或未得到表现的“社会自由时间”，即便这些时间实际上要贡献于非正式的、无偿的工作。然而，矛盾的是，有一部分获释的时间正是源于时间需要的高度集中，这种需要由机器时代开始引入人类历史，用于生产的时间需要以及用于消费所生产物品的时间需要。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效率的进一步增长不仅仅是工业生产领域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为了能够消费为消费而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必须要更有效地形塑、组织时间，使时间合理化。需要和消耗时间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生产、为了摧毁所生产之物以便为新产品和新服务腾出地方，也是为了能够维持并再生产出持续进行生产和消费所要求的各种条件。
第四章 时闯政治学：工作与时越的分配
① Christian Lalive d'Epinay, “Die soziale Ambivalenz der Freizeit", in: Rainer Zoll (ed. ), Zerstǒ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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