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除了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之外，还有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对国家的作用加以分析（它已经进入有关两性间劳动分工方面的分析)，那么，在时间配置方面，公共的、有偿的时间与私人的、无偿的时间之间的转换，以及它们在交换关系方面所存在的冲突，就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对于福利国家（在此处，它同义于承认多种以具体的历史形式表达的社会一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工作都是使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结合在一起的最主要的、整合性的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正是某人的失业状态（包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关乎什么能力，由什么所造成）决定了他或她在生病、发生意外事故、失业和年老等情况下，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从社会保障体制中获益。在劳动力市场上，正是已支付的、得到预先筹资的时间决定着许可谁（正如刚刚提到过的保险索赔案例）不劳而获。针对那些未受这种工作保险体制泽被的人（他们甚至没有以一个男性雇员为经济支柱的家庭关系)，各种补救措施纷纷出台，然而作为扶老济贫的延续，它们总是仅仅被设想为一种安全保障网。福利体制的原初目标在于，当由于各种公认的原因而失去收入，也就是说，当发生失业或者是日常的家庭安全保障网失效时，使人们获得有效的生存手段。在福利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于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三十年黄金期”①)，随着公共支出的迅速增长，国家担负起发展各种再生产任务的职能，这些任务在早期的、初步的、还没怎么分化的阶段，已经在家庭范围内得到了执行。现在，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都获得了发展，它们分别职业化，并扩展到了政府统治的层次。当今，具有收益权的不再仅仅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现在所有人基于他们作为本国公民的普遍身份，都被赋予了各种新的“社会权利”。
时播：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three golden decades”，是指 20世纪 50 年代到 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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