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女性首度大规模地进人公共生活和劳动力市场。通过新近产生的有收益就业的诸多机会，福利国家本身变成了女性最大的雇主。不仅女性所肩负的担子得到了助手、教师、医生、社工和治疗专家的分担，她们自己也投身于这些职业。首先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作为雇员和公民的双重身份。越来越清楚的是，女性肩负着无形而又无偿的工作重担，这种工作是公共福利体制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下述事实也更清晰：女性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活处境而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各种时间偏好；女人渴望更多的时间，而男人渴望更多的钱；女人迫切要求工作日的缩短，而男人更向往超长的年假。她们开始表达这些偏好，并用她们的旨趣来对抗各种社团组织的旨趣。作为公民，她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还有“日常生活的时间”，即那些她们在自我假定的私人时间中以多种方式履行的任务所需要的时间。①
由于福利国家承担了各种再生产的任务和各种以前在家庭范围内履行的服务，即使在更小的范围内，既不用专门化的方式，也不用职业化的方式，进入公共的、有收益就业的各种时间模式，还是不能自动适应工业生产的那些时间模式。即便学校里的课程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完全标准化，即便医院或者敬老院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看做是适于患者的“工厂”，配备在这里专用于护理的时间周期，还是不能以它们针对新生产技术所使用的方式来进行合理化、自动化或者是柔性安排。由于新通信技术所带来的个人服务的普及，各大医院和各种社会服务的计算机化虽然尚未来临，却也为时不远了。无论如何，这里仍存在与病人或顾客互动的周期，这个周期很难通过机器来处理，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给予和花费的均衡的磋商过程。彼得·普理查德（Peter Pritchard，一位把时间问题作为医患之间的互动形式来处理的少见的医生）赞同一种参与式取向，“它不会受到各种职业的普遍欢迎，但会得到缓慢的普及。”①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更妥善地利用各个等待周期。即便医生以及其他人通过更好的组织形式和个人生活习惯与工作习惯的改变，都学会了更好地统筹他们的时间，还是会存在某种顽固的残留：人与人之间相互照料的时期，不能完全被技术所取代，不能完全以金钱来衡量，也不能被组织所替代，无论这个组织的服务如何巧妙；不受金融掌控的时间残余，作为人际关系的交换媒介，依然以其不可归约性和普遍性抗拒着金钱这一一般等价物以及它在市场上的主导权。只能以时间来交换时间的关系还有所保留，在这种关系中，相互性的准则决定着人们交往的基调。然而，我们能看出，同情、友爱和休戚与共，只有通过个人的在场才能得以表达的那种时间正在退却，新的惯例正从经济上确立起可接受的交换关系，届时，时间就会被金钱和技术所取代，被已购买的替代品所取代。个人的在场在技术化交流的帮助下（如电话传声、电子会话等即时而却并非直接的交流取代了完全的个人）变成不完全的在场。这里所保留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的古老残片，在其中，时间只能用时间来交易，还不存在用金钱购买的替代时间的媒介。所有相互照料的时间、同悲共喜的时机，也就是在性质上千差万别的时间，依然追踪着那些古代的残留，但它们仅仅是残留而已。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① Müller-Wichmann, Zeit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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