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别由前康德主义和后康德主义代表的两个环节之间，人们有时会确定一种重大的哲学变化。前者由限制的否定界定，后者由对立的否定界定；前者由分析的同一性界定，后者由综合的同一性界定；前者以无限实体为着眼点，后者以有限自我为着眼点。在莱布尼茨式宏大分析中，有限自我已然进入到无限的发展当中；而在黑格尔式宏大综合中，无限则重新进入到有限自我的活动当中。尽管如此，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仍然值得怀疑。对于差异哲学来说，既然差异被还原为否定之物，既然差异被迫从属于同一之物，否定之物无论是被构想为限制的否定之物还是被构想为对立的否定之物都无关紧要，同一性无论是被构想为分析的同一性还是被构想为综合的同一性亦无关紧要。事实上，神圣实体的独特性与同一性是为一且同一的自我(Moi un et identique)的唯一保障，而且只要人们还保留着自我，上帝就同样被保留着。综合的有限自我和分析的神圣实体完全是一回事。所以，人一神置换非常令人失望，并且它没能让我们前进一步。尼采似乎是第一个注意到下述事实的哲学家：上帝之死只有在自我解体的同时才能切实发生。由此显露出来的事实便是，存在述说着各种差异，它们既不在实体之中，也不在主体之中，它们就是那许许多多的地下的〔隐蔽的〕肯定。如果永恒回归是至高的思想，亦即最为强烈的思想，这是因为它的极端一致性在至高点上排除了思维主体的一致性，排除了被思维的世界和作为〔同一性之]保障的上帝的一致性。①[82]我们应当关注的不是在康德之前和康德之后发生了什么(它们本来是一回事)，而是康德主义本身的一个确定环节，一个康德本人甚至都没能推进的辉煌而又短暂的环节(后康德主义对这一环节的继承就更少了)。但荷尔德林（Hölderlin）或许是个例外，我们在他的“定言转向”(détournement catégorique)的体验和思想中似乎重又看到了那个转瞬即逝的环节。因为当康德对理性神学提出质疑时，他同时将一种不平衡、一种裂缝或龟裂，一种原则上不可克服的原则性异化(aliénation de droit)引入了我思的纯粹自我之中：主体表象自身自发性的唯一方式便是将这种自发性表象为一个异己者的自发性，从而也就乞灵于一种排除了主体自身的一致性，排除了世界与上帝的一致性的神秘的一致性。一个解体的自我的Cogito[拉:我思]：“我思(Jepense)”的自我在自身的本质中包含着一种直观的接受性(réceptivité d'intuition)，①相对于这种接受性而言，我已然是一个异已者了(déjà，JE suis un autre)。综合的同一性，随后是实践理性的道德，它们都重新恢复了自我、世界与上帝的完整性，并为各种后康德综合做好了准备，但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刻里，我们进入到了这种原则性精神分裂(schizophrénie de droit)之中，它彰显着思想之最高强力，并使存在直接向差异敞开，且全然无视概念的一切中介和一切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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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转引自瓦尔（Jean Whal)，《英美多元论哲学》（Les philosophies pluralistesd'Angleterre et d'Amérique，Paris；Alcan，1920)，页37。瓦尔的全部著作都是对差异、对经验论表现差异那诗意的、自由的、狂野的本性的种种可能性、对差异之于单纯否定之物的不可还原性、对非黑格尔式的肯定与否定的关系的深人思考(【译按】引文选自美国诗人、哲学家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1822—1919)1874年的著作《麻醉的启示》The Anaesthetic Revelation]。瓦尔本人是从收录在詹姆士[William James]专论布拉德的小册子中的论文“一位多元论神秘主义者”[APluralisticMystic]那里转引了这些文字。詹姆士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10年7月的《希伯特季刊》[Hibbert Journal]上，后又收录在詹姆士的《记忆与研究》[Memories and Studies，London：Longmans Green，1911,页 394—409]和《著作集》[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第15 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