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任务并非建立这样一种能力学说。我们只是力图规定这一学说的诸要求的本性。但在这一问题上，柏拉图主义的诸规定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力图做出的规定不是一些已然被中介、已然与表象发生关系的形态，而是差异自身的自由和狂野状态，其有能力将诸能力提升至它们各自的极限。这不是感性物中的质的对立，而是一个本身就是差异的元素，其同时创造了感性物中的质和感性中的超越性应用:这种元素就是作为纯粹差异本身的强度(intensité)。强度对于经验感性来说是不可感的，因为后者只能把握已然被强度创造的质覆盖或中介了的强度。然而，[188]从那在遭遇中直接领会了强度的先验感性的观点看来，强度却是只能被感觉的东西。并且，当感性将自身的限制转移到想象力那里时，当想象力被提升至自身的超越性运用时，是幻想(fantasme)，是幻想中的龃龉性构成了只能被想象的(但在经验的层面上又是不可想象的)φaντaστéoν[希：想象存在]。并且，当记忆的环节来临时，构成一种先验记忆的不可追忆者的不是回忆中的近似性，而是纯粹时间形式中的不似者。而且，通过这种时间形式，正是一个分裂的我最后被强制去思考“只能被思考之物”后者不是相同，而是那在本性上始终是相异的超越的“随机点”。在这个随机点上，所有的本质都被当作思想的微分包含起来，而且它只有在同时意指着经验性运用中的不可思考之物或无力思考时，才能意指思维的最高强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海德格尔的那些深刻的篇章，他向我们表明：只要思想还停留在自身的善良本性、善良意志的预设上，只要思想还处在通感[常识]、ratio[拉：理性]、cogitatio natura universalis[拉：普遍的自然思维]的形式下，它就什么也没有思考困陷于意见之中的思想只能被凝固在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之中……：“就人具有去思的可能性而言，人能够思。然而，仅仅是这种可能性还不能保证我们能够思”；思想只有在“激发思的东西”、有待去思的东西在场时才会被强迫去思考，才会被强制着思考——并且，有待去思的东西亦是不可思考的东西或非被思者，亦即“我们尚未(依循着纯粹时间形式去)思”这一恒久的事实。①在通往有待去思的东西的道路上，一切都从感性出发，这一点确定无疑。从内强之物到思想，思想始终是通过强度才降临到我们头上。作为起源的感性的优先地位在以下事实中凸显出来：强制感觉的东西和只能被感觉的东西在遭遇中完全是同一样东西，而这两个审级在其他的实例中则并不相同。实际上，内强之物、强度189中的差异既是遭遇的对象，又是感性在遭遇的作用下要达到的目标。遭遇到的对象并非诸神，因为即使是隐藏着的诸神也只是种种认知形式。遭遇到的对象是恶魔，是跳跃、间隔、强烈之物或突然(instant)②的强力，它们只会用不同者来填补差异；它们是符号的承负者。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从感性到想象力，从想象力到记忆，从记忆到思想—当一种分离的能力向另一种能力传递那使它被提升至自身的固有极限的暴力时———每一次都是由一种差异的自由形态(une libre figure de la différence)唤醒了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唤醒为这一差异的不同者。因而也就是强度中的差异、幻想中的龃龉性、时间形式中的不似性、思想中的微分。对立、类似性、同一性、类比只不过是上述差异的直接呈现(présentations)所制造的效果或结果而已，它们并不是使差异臣服，并使其成为某种被表象之物的条件。φλía[希：爱]，其证实着欲、爱、善良本性或善良意志，通过这些东西，诸能力不但已然拥有了对象或是将对象当作朝向的目标(暴力将它们抬升至这一对象附近)，而且还呈现出一种与该对象的类比或是诸能力之间的一种相同性。包括思想在内的每一种能力都只能进行那不由自主的冒险活动；出于意志的运用仍然陷溺于经验物之中。逻各斯碎裂为一个又一个难以理解的符号，每一个符号都讲着一种能力的超越性语言。即便是与强制感觉者发生遭遇的感性这个出发点都没有假定任何的亲和或宿命。反而是遭遇的意外性或偶然性保证了那在它的强制下去思考的思想者的必然性。并不是处于相似者与相同之间，或是将对立面统一起来的那种友爱使感性与sentien-dum拉:感性存在发生关系。只须让阴暗的预兆使不同者进行交流，并使它与差异产生交流就足够了：阴暗的预兆可不是一个朋友。施列伯(Schreber)法官通过恢复柏拉图之三重环节那原初的、交流性的暴力，以自己的方式重演了它们：神经与神经的合并、被观察的灵魂与灵魂的死亡、被强制的思想或强制思考。①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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