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对“恶”概念的援引很明显是防御性策略的一部分。托尼·布莱尔当然想要避免任何与伊拉克局势相关的知识和理解，因为它们会震动他那属实天真的世界政治图景，干扰他基于其他理由已经做出的决定。此外，他还能援引“恶”的概念，扮演所谓更高的道德价值的代言人，并且鼓动英国人民中倾向于自我合理化的那部分人，将他们引向一个立场。用这种道德化的方式运用“恶”的概念，似乎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对现状的加强，而不是对激进变革的任何贡献。
试图摆脱“恶”的概念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的控制，也意味着试图理解那些令人深感不快、陌生和受挫的东西。这种理解也有可能反照我们自身：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也可能像邪恶的人那样体验到他们引以为“善”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傲慢、自信但实际内在撕裂的资产阶级作家托马斯·曼①在他的散文《希特勒兄弟》②中做出了恰当的示范。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达到这种理解。正如无数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将过往所知、体会和幻想结合起来，为了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形成一个观点。托马斯·曼的这篇散文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提醒的话)，反资产阶级的方式不止一种，而且并非所有的方式都同样好。
① Jonathan Steele, Defeat: Why they lost Iraq, London 2008, 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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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