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开始大致提到了那种对社会进行理论性反思的社会性冲动，现在我们能更确切地将它表述为这样一种感觉，即主体的“世界情景”以及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被触动，甚至被威胁。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时机不是偶然的，现代化的进程显而易见地支配了人们直接的生活条件。在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趋向于理性化、分化、民主化和个体化的基本现代倾向(简单说来就是社会加速的倾向)已经超出了话语的层面，并且整体性地改变了现代的生活形式。①
从马克思到涂尔干、从韦伯到西美尔或者滕尼斯，他们的经典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始于对生活条件的剧烈改变进行观察，并导向“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在所有社会学学科的奠基者那里发现这种对立。此外，关于这些改变倾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经典研究都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分别体现为异化和祛魅，在涂尔干、滕尼斯和西美尔那里分别体现为失范、社会解体和真正的个体性的消失。在经典著作的社会批评维度中始终存在着对几乎“不可见的”自由丧失状态的畏惧，这种状态掩藏在现代人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及其“坚硬的外壳”之下；他们的畏惧也指向一种掩人耳目的意义丧失状态，这是个体得以进行自我规定的同时收获的另一面。
① Hartmut Rosa, David Strecker und Andrea Kottmann, Soziologische Theorien, Konstanz 2007, Kapit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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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