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学经典的研究方案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指向社会批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始终包含着批判性的维度，恰恰是对生活状态的变化所抱有的忧虑催生了这些方案。这些经典之所以具有取之不尽的现实意义，可能也有赖于此。每一代社会学家似乎总是一再回到这些经典，将它们视为自己工作的灵感和动力源泉。而后来产生的很多社会学成果则总是很快被人们所遗忘。①实际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当社会学的诊断(无论是暗示性地还是明确地)处理生活的成败问题时，它往往会赢得比学术范围更广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无论是阿多诺追寻的“在错误之中正确地生活”，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单向度感到无力的愤怒，还是舒尔茨对“体验社会”的研究以及霍耐特所讨论的“为承认而斗争”，其中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终极背景”，而且通常是在作品标题中就已经表明了。批判理论之所以对社会学的新生力量持续保有吸引力，原因显然在于：就像它的计划和名称所标明的那样，它承诺为社会学的根本冲动保留地位。而与此同时，其他竞争中的学派试图拒绝社会学的原初动力和合法支柱，因为它似乎与他们所要求的“科学性”和“中立性”在价值取向上相冲突。
① Heinz-Jürgen Dahme und Otthein Rammstedt, Die zeitlose Modernität der soziologischen Klassiker, Überlegungen zur Theoriekonstruktion von Émile Durkheim, Ferdinand Tönnies, Max Weber und besonders Georg Simmel «, in; dies. (Hg.), Georg Simmel und die Moderne, Frankfurt/M, 1984,S. 449-478,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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