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相对于已经确立的权威的批判性距离，对福柯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要弄清知识在主体塑造中所发挥的强制性的作用方式，而且还要将主体的自我塑造纳人游戏之中。所以福柯在《主体与权力》①中说：“权力作用到我们直接、日常的生活中的方式是将个体进行范畴化分类并由此表明与其自我认同相关的个性。这种权力方式承担了获得承认以及承认他人这一真理的法则。”这一法则动摇或者破碎之时，就是承认的可能性自身陷人危险之时。当我们问我们如何说“原初自由”以及应该如何带有惊讶地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质疑主体能否奠基于原初自由之上，并且以悖论的方式进入某种冒险的解放之中，这种冒险能够给予这一表达新的内涵和可能性。
最后我想回到《快感的享用》的导论中去，正是在那里，福柯将其感兴趣的实践称为“生存艺术”②，并且将其与自我和自身的塑造关系联系起来。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更加接近被福柯解释为反基础主义这一特殊的美德形式。就像上文所述，福柯引人“生存艺术”这一概念还表明了，生存的艺术产生了某种主体，它“让人们在某种特别的存在中加以改变，并且试图将其生活制作成作品”①。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点证实了福柯将生存审美化从而压倒了伦理这样的指责。但我认为，他只不过是向我们表明了不诉诸某种单一意义上的生产就不会有伦理学和政治学。根据真理话语的原则塑造的主体还不是关注自我塑造的主体。参与到这种“生存艺术”中，指的是主体不仅是被塑造者(gefertigt)同时也是塑造者(fer-tigend)，而他的被塑造形式(Geformtsein)和塑造形式(Formen)之间的界限，如果有的话，是很难划出的。因为主体并不是突然不被塑造而开始自我塑造的。与此相反，自我的形成建立了某种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不区分性地预设了塑造的重担。界限的这种“不可区分性”恰恰就是社会规范和伦理要求交汇的地方，这两者在自我塑造(Selbst-Bildung)的背景下形成但又不完全经由自我而形成。
① Michel Foucault, » The Subject and Power «, in: H. L. Dreyfus und P. Rabinow ( Hg. ),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1982, S. 208-226, hier: S.212.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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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