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的一种修辞上的补充。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批判实际上将是一种可能具有实践意义的批判形式，而并非一种具有独立规范性的批判形式。传统上，“分析”和“批判”会被分开，分析处在意识形态批判一边，而真正进行规范决断的批判工作却超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范围。那么，从道德哲学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和某种预设的关于良好生活的客观理论来看，批判的标准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外在的”。但是，即使这样一种“分工”也可能值得尊重：它仍然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自我理解相矛盾。它对独立性的要求依赖如下断言：它同时是作为分析的批判(而不是对现状的单纯描述)和作为批判的分析(而不是对现状的单纯要求)。
- 意识形态批判是消融(Verflüssigung)还是改造?
那么，意识形态批判是不是贸然犯了某种“自然主义谬误”，即从存在推论出应当？实际上，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分析和批判之统一性的观念)的可能性依赖于描述和评价相互渗透的假设。意识形态批判声称它同时是对社会既定现实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认为能够使这样一种联系变得可信，是因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即意识形态也总是两者兼而有之。意识形态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规范性的。作为世界观，意识形态定义了哪些是可能的行动选项，从而规定了以一种非常基础的方式——要做的事情。因此，意识形态界定了行动的可能性空间，意识形态批判所提请注意的这种对可能性的界定、规定和限制本身就是一个规范性事件。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尤其要揭示(某些?)描述的规范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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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