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性的力量(Biss)吗?①
- 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性是寄生的吗？
对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自我误解”的责难似乎得到了证实。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意识形态批判在规范性方面是一项“寄生的事业”，依赖于并非由它自身产生的规范性标准。②这意味着一种“分工”：强意义上的规范理论提供了规范；意识形态批判有助于揭露不合规范的情况。换言之，意识形态批判以其典型的解读和揭秘的方式，最终只能是“材料提供者”，或者是对批判的“真正”
①人们当然可以宣称，指明存在矛盾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规范的介入。但是意识形态批判不能是揭露矛盾本身。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解读的同时，还对该矛盾的效果有否定性的评价。如果设想一种—当然难以想象——社会状况，在这个社会中官方宣扬的是不平等，但是实际上存在着充分的平均分配，这一点就很明显了。意识形态批判者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很奇怪。然而，对社会状况的分析也可以缺乏意识形态批判标志性的尖锐语气。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想要维护这种现实状态，即使他们在这里想要谨慎地消除自我欺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消除意识形态欺骗应当有助于改变现状。而且，难道不是每一个矛盾都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决，以至于无法马上清楚，应该修正的是规范还是不符合规范的实践？
② 雷蒙·盖斯也讨论过一个类似的反对意见，尽管他正面提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案：如果意识形态发挥特定的功能，具有特定的起源，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一个补充论证(Zusatzargu-ment)来表明意识形态在规范性上是错误的吗？如果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护统治，那么要想以实践规范的方式从中得出些什么，就必须论证(这种)统治是错误的。参见：Raymond Geuss，Die Idee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Bodenheim 1988.
什么是意识形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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