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为出发点的问题是，怀疑的解释学在多大程度上是解释学的一个特例，又在多大程度上同时提供了理解的可普遍化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它标志了某种理解的普遍途径。不透明的意识不仅仅标志了某种病理学的遮蔽，它更标志了普通语言和交流本身的有限性。解释学就像解构一样，坚定地认为，没有任何意谓和表达能获得完善的自我呈现，它们也不能自我保障；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问题最深刻的核心就在于自我脱离，而非在于意义生成与意义接收之间的陌生性。所谓“比作者本人更能理解他自己”的信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的事态，它出现在每个文本、每种传统和每个构成意义的行为之中。我们不仅仅在他人那里，也在我们自身之中找寻“真正”被意谓的和被希望的东西。解构更尖锐地刻画了这种解释学路径，而按照这种解释路径，每一个意义图像都需要被阐释、被改写、被阐发。在某种程度上，前置条件遭遇了针对每一个呈现出来的意义解构及其自身展示的批判性理解。就此而言，正像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又一次不再站在理解的角度，而是站在意义及其生成过程的角度上考察了作为条件的有限性。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要求怀疑解释学的可普遍化特性(Verallgemeinerbarkeit)，因为在其中，重要的环节并不是一般而言，不加规定的有限性，而是强迫和现实的否定性。
①两个视角的共同点在于反思的缺乏，这种缺乏可以被界 定为认识上的缺乏和解放性的缺乏。〔David Owen，»Kritik und Gefangenschaft. Genealog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 in: A. Honneth und M. Saar(Hg. ), Michel Foucault. Zwischenbilanz einer Rezeption. Frankfurter Foucault-Konferenz 2001, Frankfurt/M. 2003,S. 1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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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