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立场的决定性批评由哈贝马斯所表述。他反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坚持批判和反思的普遍不可或缺。理由在于，传统并不等于真理；它常常也传递错误意见并与之相系，使得其权威无法保证知识。①因此，与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相反，需要坚持批判性启蒙的必要性。按此批评调整，则解释学仅仅澄清了一般性理解(das normaleVerstehen)，也就是与显而易见的持续性社会共识相联系的理解。因此，尽管解释学可以平衡对启蒙与批判的绝对化，但由于并非所有表现为一般性理解的理解都是真正的理解，解释学仍然需要由彻底的、单独对理性负责的批判作为补充。②
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的对立涉及两种关于对话的见解。伽达默尔着眼于与流传物(Überlieferung)会话的非对象化发生，过去和当下共有的实事(Sache)由此通过流传物被归于当下。与之相对，哈贝马斯看到的则是一种对历史性交流关系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这是对解释学尚未被问及的，关于流传物条件的对话性反思。不过很明显，两种立场间的抉择—其争议性表达仍缺少一个关键点。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都掩饰了，他们的争论乃是解释学内部的冲突。哈贝马斯预设了可以找到与传统批判性的关系，伽达默尔则将这一预设视作“教条的客观主义”进行批判①，与哈贝马斯相反，他认为流传物可能成问题的条件不能被视为“实在因素”(Realfak-toren)②，而必须就其本身来理解③。事实上，哈贝马斯必须能够接受这一点。毕竟，为了说明他的批判性纲要，他也提到了一种应该对“理性言谈规范性原则”负责的“深层解释学”(Tiefenhermeneutik)。④他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因而本质上是解释学的；需要考虑的是一种批判性理解，它并不会取代一般性理解的位置，而是作为与之相对的修正(Korrektiv)而出现。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还是否认“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并且将解释学和批判相互对立起来，仿佛是在处理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
① Jürgen Habermas, »Zu Gadamers Wahrheit und Methode <«, in: K.-O. Apel u. a. (Hg. ), 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 Frankfurt/M. 1971, S. 45-56, hier: S. 48, und Jürgen Habermas, » 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 «, in: ebd., S.120-159，hier：S.158.亦参见：Jürgen Habermas，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M. 1968,S. 267.
② Jürgen Habermas, »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 in; ebd , S. 120-159, hier: S. 158. Vgl. auch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 Frankfurt/M. 1968, S.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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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