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这种从位置向绩效的转变不仅仅涉及职场：人们对报纸、投资、手机套餐和医疗保险的选择也不再是一个一旦做出就终身不再变动的选择，这曾经是不言自明的。现在，人们总是不断按照“绩效评价”来做出新的选择。除此之外，从“位置”向“绩效”的转变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观念性部分：人们不再在一个社会的文化景观中站定“位置”，而是始终动态运动着。在经典的“现代性”中，对主体的教育包括为他获取一个宗教和政治上的位置，这大致意味着，一个主体决定加入某一宗教派别或择定一个政治立场(作为保守派、自由派或左派）。后现代的主体同样回避了这件事：他们可能在上一次选举中选择了左派或保守派，他们暂时参加这个或那个教会组织，但在这种接纳背后，他们始终关注着表现(绩效)。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可能会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党派(选民一直在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如果一位牧师离开了，他们也会离开这个教堂。观念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上的“位置”经历着这种持续的修正和对表现的观察，这是世界和分配标准不断变动的逻辑后果，也是为了保持绩效上的竞争力所必需的。
①作者在嘲讽这些三年或五年的考核，被考核者往往都是在最后十二个月完成考核任务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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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