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由于竞争逻辑而出现的目标与手段的颠转出现在选择权增加的逻辑中。在现代性的自我认识和(新)自由主义的修辞术中，可能性的增加至今仍被理解为人们得以决定自己生活的前提。只有当我能够选择成为面包师还是哲学家、天主教教徒还是新教教徒、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我才能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计划和目标来生活。选择权的增加为自我规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政治组织提供了手段和基础。由于社会变化的剧烈加速，分配性竞争加剧了，可预测的范围也已随之减小了，但与此同时，后现代的定言命令所有行动都要使你的选择和结交机会增加，或者至少不使其减少①则以下述方式被激进地贯彻，开发并确保选择权成为个体生活和政治决定中的主导目的。人们购买电脑、获得学位、参加实习、习得技巧、获取能力、建立联系，是因为这些事情为他们开启了可能性，但这些事情本身没有实质的意义。政客们通过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他们在未来仍然有做政治决策的可能性。②对实质性价值的共识；个体在生活中支持或反对某一伦理目标，这些现在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设定一个目标曾经是可被批评、可被论述的，即使在面临阻碍时，这个目标仍然被追随，在时间中具有稳定性。这个意义上的自主性在后现代的加速情况下已经不再是主导性的价值。由此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性的基本承诺和规范性计划的意义上，也就是在自主性理想的意义上过一种成功的生活，这在后现代已经不可能了。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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