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琐碎的，或者说，在他那里，被合理化的道德最低要求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相反，意识形态批判想找出，有多少最高之物可以在不可替代的基础上得到辩护，以及这种合理化辩护在哪里导致了霸权或矛盾；在哪里(正是无可替代性的印象或有时也在无可替代性的借口下)可替代选择被忽略或掩盖了。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不必从根本上怀疑普遍主义的最低要求，这些最低要求在人权中得到了典型的阐述。然而，它也不应该局限于这样的现象，即个人或集体生活中本质上不可普遍化的美好事物的现象。法律理解可以像接受美好生活的表象一样接受意识形态的形式。
①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也强调了意识形态批 判的这种肯定性特征。(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A ConceptualApproach,Oxfor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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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