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但是有些符号学家—例如罗兰·巴特①—提供了适用于文化的更宽松的阐述，他认为说话的实践可以修改句法(Barthes，1969:103-104)。德·塞尔托在试图发展一种文化变化的类似理论时受到了福柯的影响。这种情境中的游戏隐喻可以减少当时占主导的社会语言学模式中的决定论色彩。
按照德·塞尔托的看法，“战略”是制度化的控制，它们体现在像公司或政府机构这样的社会和技术体系中(deCerteau，1980:Ⅰ,85)。权力的技巧(technique)不是由精英们掌握的工具;相反，它们开启了一个空间、一种“内在性”(interiority)，这些精英们就是由此作用于社会的。暗含在内部/外部这一对隐喻中的社会距离是垂直的：它创造了一个位于社会“之上”的位置，从这一位置上可以观察和控制社会。这一位置对应于我所说的霸权主体的操作自主性。经过一定的修正，这种解释可以推广到现代社会中任何以技术为中介的活动中。
缺少一个作用于外在性的基础的社会群体，从“策略上”(tactically)对它们所承受的战略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运用一些多少处于占主导的战略的控制之下的精确的、临时的、变换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却巧妙地改变了这种战略的意义和方向。策略是被统治者对统治所做出的不可避免的回应，它们是在他者(the Other)的领域中展开的，是在霸权体系的“用法”(usage)中运作的(deCerteau,1980：I,59-60)。
就像操作自主性是统治的结构基础一样，被统治者也赢得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体系中的“游戏”共同发挥作用，以便重新定义和修改游戏的形式、节奏和目的。我称这种反作用的自主性为“机动的边缘”(margin ofmaneuver)。可以用于以技术为中介的组织中的各种目的，这包括控制工作速度、保护同僚、未经许可的生产的即兴创造、非正式的理性化和革新等。边缘中的行为有时以在更高水平上重新构造统治的方式、有时以削弱统治的控制的方式可以再次合并到战略中。福柯的“被镇压的知识”能够在牵连策略的“空间”中被详细地阐述，这种空间就是由战略所开启的机动的边缘。德·塞尔托提供了一些实践方面的例子，例如工人利用他们车间中的材料和工具来生产自己使用的物品(la perruque),或者在殖民地的情形中，当地风俗对基督教的介入(de Certeau,1980：I,68ff.,106-107)。
技术批判理论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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