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塞尔托用机器和游戏的隐喻为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形式。这两种隐喻实际上是社会活动中的两种视角。机器的隐喻从管理者的角度描述了一种平稳工作的体系。被统治者的想法体现在游戏中，特别是在改变规则的特定的反对霸权的“步骤”中。这样，两种隐喻合起来就包含了位于体系中不同位置的行为者的互补的视角。它们体现了与操作的自主性和机动的边缘有关的相互对立的自我理解。
德·塞尔托对战略和策略的区分提供了一种替代技术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的形式。他的战略历史揭露了现代组织的表面上中性的技术管理的偏见。他对策略作用的分析显示了敌托邦的合理化的内在局限。同时，它提出了一种理解抵抗的新方式，这种方式既不是将抵抗理解为个人的道德对抗，也不是将抵抗理解为仅仅是除了政治时运的偶然因素之外，不能与占主导的政治区别开来的另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都是战略意志的功能。抵抗作为战略所承受的一种策略上的修正，完全属于另种秩序，马克思试图用他早期的社会观念将这种秩序表示出来。
这种方法在社会理论中具有更广泛的情境：试图超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两难困境。由皮埃尔·布尔迪厄①、诺贝特·埃里亚斯和其他一些社会理论家们用不同方式勾画的第三种立场认为，个人与社会作为独立的实体，是从一个更具体的统一体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统一体是一种人类关系的结构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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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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