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亚斯的模式对于技术政治学具有很有意思的应用。在他的多层次游戏的规则被技术所嵌人的地方，这些规则就建立了一个带有偏见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占主导的游戏者能够指定下属游戏者的步骤。随着下属的游戏者实施了占主导的游戏者的战略，他们的主动性就趋向于被消除，这就显得“体系”是凭借自身的条件、而不是作为人类关系的式样而有效的了。更强有力的游戏者将游戏当作是自己的战略的实施，而这一战略是与一种特殊的技术的基本原则相符合的，这样一来，弱势游戏者的下属地位就显得成了一种客观的技术必然性。
然而，技术中介具有不可预测的结果。技术的战略创造了一个活动的框架、一个游戏的领域，但技术的战略并不能决定每一个步骤。就像所有的计划或规则一样，技术战略与具体活动的实际细节相比是很粗略的。另外，技术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少数管理者头脑中的计划；它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和自身逻辑的直实事物。就这种逻辑还没有被完全地预见到和掌握一它也不可能被预见到和掌握而言，计划的秩序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弱势游戏者”的生活或工作是由管理所选择的技术中介所构造的，他们经常被要求在这种不可预料的结果范围内工作。〔16]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策略上的回应不是从外部(“生活”、本能等)引入到以技术为中介的游戏中，而是游戏自身内在地产生的一种在社会上必不可少的自由的形式。
现在，对技术活动的控制的斗争可以被重新构思为被统治者的机动边缘中的策略回应。正因为一种自由决定的衡量标准是与任何计划的实施有关的，所以被统治者对他们在系统中的立场的使用天生就难以预测和控制。这种使用没有预先确定的革命或综合的暗示，但是就像所有对战略的策略上的回应一样，这种使用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这些“应用”对于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实施和新社会的产生都是必要的。这些“应用”的相互矛盾的潜能多少被管理所包含，这要取决于管理的操作自主性的大小。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可以取消策略机动的潜在的、颠覆性的和长期的影响。如果管理被迫长期与下属妥协，下属就可以通过反复的策略回应来转化技术的过程，这就会逐渐削弱管理的控制和改变管理的战略路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技术政治学中，为获得同一性而做出的斗争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一方”，而这些斗争在所有政党自身的相互矛盾的潜能之间耗尽了这些政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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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技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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