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符号为中介的环境”中的工人与机械环境中的工人有完全不同的需求。赫绪宏在描述一个自动化纸浆工厂时写道，“尽管生产机械变得越来越自动化，生产过程也越来越连续，但操作者仍从事对新出现问题的管理这样的二级工作”(Hirschhorn,1984:100)。这类活动需要将工作重新定义为一种使工人的能力发挥得如同生产机器一样充分的过程。学习和工作在这种新技术的环境中合二为一。
祖波夫认为，泰勒制的传统是这种重新定义的工作的主要障碍。工作的这种新方法与根源于对技能的剥夺的管理不相容：“合理化的知识是扩大中层管理的时机，并且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Zuboff,1988:232)。正式教育和知识技能由管理所垄断，并使得管理与工人区别开来。因此，“利用技术来划定工人的判断力的界限，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把知识集中在管理领域中，这已经成了管理者的第二天性”(Zuboff,1988:69)。但是信息化过程所需要的正好与此相反，它只有在管理设计培训和组织结构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传播知识技能的地方才能成功。祖波夫接着写道，“缺乏这种战略上的承诺，等级制度将利用技术来实现自身的再生。缺乏组织革新的技术发展将被同化到目前这种状态中”(Zuboff,1988:309-310)。不幸的是，至少根据传统的自我理解来说，那些失去最多的人正是变化所依赖的人。
赫绪宏用类似术语来讨论工程技术，这种工程技术中充斥及监督和评价信号、数据的特点增加了群体过程的重要性。然而管理者和工程师们继续做出工作一设计的抉择，就好像群体生活根本不存在一样”(Hirschhorn,1984:159)。泰勒制的传统再次阻碍了对后工业技术的新世界的适应。泰勒制与“掌握机器装置和发展的学习方法”格格不入(Hirschhor,1984:57)。工程师必须超越总是存在一种“技术困境”(technical fix)的观念，并与应用他们所设计的工具的社会体系的复杂性相互协调。赫绪宏总结道：
技术批判理论
95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