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的一点是，教育对民主化是必须的。社会所有制不仅要包括机器、建筑和土地，而且还必须包括工业管理所需要的垄断知识。因此，文化的民主再分配就成了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职能。但是文化资本的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意味着知识体制要根据下述两个目标发生一种根本的变化：13
- 使整个劳动力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获得有效参与管理和政治的资格；
- 提供为了利用技术选择所需要的大量的智力资源，这些技术选择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更加依赖技能和智识。
鲁道夫·巴隆①解释了这些目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
完全有意识地生产出一种在量和质上都很丰富的教育盈余，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陷人到工作和休闲时间的现有结构中，因此这些结构的矛盾就行将结束，而它们的革命性转化也就不可避免。按照这种方式所积累的解放潜能就会发现自身在现有条件的限制中承受了过多压力，除了打破再生产过程中的传统的劳动划之外，它没有别的出路。(Bahro,1978:408)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暗含的教育理论似乎与这些考虑事项巧妙地吻合了。但是马克思没有谈到巴隆提出的问题。与此相反，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将福利重新定义为自我实现的决定论的解释，并将变化推迟到了遥远的、技术发达的未来。但正如我们对计算机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最发达的技术也不能自发地将社会民主化。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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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道夫·巴隆(Rudolph Bahro,1935— )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欧的替代选择》、《从红到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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