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马克思的理论脱离它的决定论的模式，有必要确认一种实际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教育要具有一些比单纯的学习乐趣更有强制性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民主提供了这样的情境和目标。尽管低技能水平还将长期与继承下来的劳动过程相关联，但是工作场所和共产主义中的自主管理的政策将为扩大的文化能力的应用提供一个舞台。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使工作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且会使医疗和城市规划等其他领域中的活动民主化。像环境保护这样的问题将会在公众乐于理解它们的地方更有效地得到处理。教育的消费者价值将首先在与这些公共职能的关系中得到实现。教育即使不能从经济上“赢利”，至少根据扩大的影响和更好的结果来说也会“赢利”。
教育的范围和重要性将相应得到扩大，而在这种情境下，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将不再视为一种个人福利的减损，而是成了个人福利的组成部分。教育将与社会的经济需求和个人的投资战略脱钩(uncouple);它将成为社会和技术变化的驱动力。工业社会将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知识不足的缺陷，成为一种使更多的人拥有完成扩大的社会责任所需要的文化资格的条件。
教育的进步最终将使向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的飞跃成为可能。最初对教育的“过渡投资”将导致与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相适应的新技术和新工作方式的引入。不是技术，而是民主化的社会变化引导过渡的进程，技术进步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原因。因此，民主化就成了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要求。
文化的社会化定义了一条朝向工业文明的新形式的可能的发展轨道。在这种工业文明的新形式中，文化资格和社会责任将会比今天得到更广泛地分配。尽管这种规划与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预期形成了显明的对比，但它在日本、前苏联以及其他用社会和个人两个层次上的巨大的教育努力对现代化的挑战做出响应的社会中有部分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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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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