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术语的不公平的对比被一种特有的方法论的步骤所支撑：无论何时，当意识形态一逻辑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时，就被认为在这个阶段上，意识形态一逻辑暂时与现代化的律令取得了一致。因此，从长远来看，意识形态一逻辑做不出什么原创性的贡献，它注定要被它所推进的发展过程所淘汰。另一方面，任何与现代化的标准模式不一致的社会经济的(socioeconomic)变化都被归因于意识形态一逻辑的影响，这些变化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被作为是由误入歧途的政治领袖所强加的一种短暂的越轨行为而遭到了摒弃。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一逻辑的无效就是一个定义问题。它的效力只有在它注定要失败的地方才能单独显示出来，因为它阻碍了进步的道路。[3]
威廉·邓恩①根据阿米泰·埃齐奥尼②的“双重服从”(dualcompliance)的概念阐明了这一立场。他看出共产主义社会对效率和革命价值的承诺是相互抵触的，这使它陷入了这种困境中(Dunn,1974:5[4])。对像平等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一逻辑”的目标的追求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相应地也要为了生产力而牺牲平等主义这种“社会”代价。因此，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就是变换地强调暂时赢得优势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目标。共产主义政策在循环地强调效率的时候，本质上展示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不受因为强调革命价值而错失的发展技术的时间的影响。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为了保持固有的意识形态或国家的价值，自愿地抵抗技术发展中所暗含的逻辑，但是这样做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价值的唯意志论的不合理的要求与技术律令是不相容的，它包含了一种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的交换。尽管这种理论承认小国家变动的可能性，但是却仍然断言只存在发展的惟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发展可能很慢，也可能很快，这要取决于社会追求“效率”的专注程度。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具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和财富标准，它在原则上被武断地将效率等同于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观点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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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等。
②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通向和平的艰苦道路》等。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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