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抽象道德”的历史性批判与哈贝马斯的民主价值的“类似超越论的”(quasitranscendental)基础这样的有影响的方法形成了明显对比。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混淆了“应该”(ought)与“是”(is)，但是他的观点具有为行为提供一种方向的价值。一旦我们从民主话语的最抽象的原理中走出来，接触到有关个人在民主过程中实际行使他们的权力的实质问题时，诉诸于超越论就不能提供过多的指导。哲学能够在制定了基本规则之后就从争论中退出吗？马克思对这种作壁上观的做法深表怀疑。他努力找到一种将理想和历史上貌似合理的现实转化联系起来的方法。马克思有时在决定论的框架内阐述了这种努力，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决定论的框架，这种努力仍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批判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的影响。黑格尔拒斥了价值存在于脱离实际现实的理想领域中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在日常安排中实现价值，而这种日常安排被社会成员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事实”。黑格尔根据价值实现制度化的程度来判断价值是更“抽象”一些还是更“具体”一些。因此，家庭或国家就比一种新兴社会群体的至今尚未满足的要求更具体，而后者要比任何没有实质现实性的个人理想更具体。
从这种观点来看，在最坏的情况下，马克思将道德价值仅仅作为实现剥削的意识形态的伪装；在最好的情况下，马克思认为道德价值代表了乌托邦的要求，但这种乌托邦的要求还没有能够作为任何重要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出现。因此根据这种论述，道德价值按照定义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谈论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暗示了资本主义是惟一能够处理物质利益问题的体系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财富来换取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概念就是对这种异议所做出的回应，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对此做出详细的论述。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潜能，一种由现存社会的成就所实现的激进的社会进步。马克思经常从决定论上解释潜能的观念，但是一种非决定论的批判理论可以在现实分析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的尝试保存在关于未来的基本观念中。利益而不是道德价值将继续被视为历史变化的基础；然而，就这些利益是不明确的而言，它们不能决定单一的未来，而是开启了替代的历史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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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吗？
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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