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假思索地接受技术上的战略立场和忽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世界的作用的技术实体主义相比，这种对技术的双面解释开启了一种更好地洞察当代世界的技术政治理论。实体主义的观点导致了它的消极判断，同时也最终解释了海德格尔为什么希望纳粹能够从上层来神秘地转化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从而实现他的目标。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来自下层的民主转化。
受技术控制的领域的转变是否可能？对这个提议有来自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异议。激进民主化的前提是渴求获得更多的责任和权力，但是今天工业社会中的公民似乎更加盼望“逃避自由”，而不是扩大自由的范围。我将不与这种观点争论，但不考虑当前趋势逆转的可能性则是过于武断。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已经不同，而且随着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的全部问题的最终显露，将来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7]
一种责任文化(a culture of responsibility)的出现将会像改变工作场所一样改变非经济的制度和性别角色。我认为工作场所不是一般文明变化的代表性的例子。但在工业社会中，大量的社会和政治选择是由经济管理者做出的，因此工作的民主化是一种更具有参与性的生活方式的必要部分。正是在工作领域中，民主化提出了最困难的问题，至少普遍认为是这样的。
现代文明被认为内在地与大众的参与不相容。这确实是通过用发展中的技术来无情地取代人力、手工艺、并最终取代智识的生产领域中的进步所暗示的。一旦工业社会的成员在工作中被简化为机器人，他们就不可能获得成为能动的公民所需要的教育和性格条件。
这种反对意见指向了社会民主的一般理论中的深层问题。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防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关注福利国家的扩展。这些理论通常求助于与乌托邦规划相对立的自由的消极概念，将乌托邦的规划视为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而加以摒弃。但是，只要社会理论仅仅讨论美好生活的问题，而没有提出自己的实质性的概念，它避免乌托邦主义的代价就是轻视或逃避那些左派政治必须使人信服的文明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三条道路”的最新形式。它承诺了一种进步性的变化，但却没有触动决定被动的和从属的政治文化的日常生活结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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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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