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能否超越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而不招致自由的积极概念的危险？这个论点依赖于如下的观念，即相对保守地表达出来的大众的偏好能够与被意识形态的操纵所掩盖的更深层次的兴趣区别开。这似乎是一种非民主的立场。也许如罗伯特·皮平①认为的那样，表面的下面什么也没有；也许公民在偏爱一种建立在对人类和自然的统治之上的社会时，能对现代化的更大的文化情境做出理性地反应，正如他们要对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一样(Pippin，1995:54-55)。
通常认为，实现了在道德上认可的目标(例如广泛的参与、社会公正或环境适应性)的社会必然是在经济上比较贫弱的社会，因此这个论点在今天特别具有相关性。如果对消费品有着普遍的欲望，而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以物质财富来换取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此类英雄壮举的短暂试验时有发生，但迟早会在人们的厌倦中崩溃，因此这不代表一种现实的替代形式。为了避免我所说的“发展的两难困境”(dilemma of development)，即在美德和繁荣之间的艰难选择，我们必须表明有支持另一种现代文明的人类和技术资源的连贯的配置。
这种深刻变化一旦在文化模式中发生，促成这种变化的意识形态动机将不再是需要争辩和论战的看法不同的问题，而理所当然地成了“事态之所是的方式”(way things are)(Bourolieu,
技术批判理论
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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