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进步的弧(arc)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延伸到产生重要的技术替代形式的程度，但是这种可能性对现有的统筹安排提出了批判，并且拒斥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自满和听天由命。那些寻求通向更具有参与性的社会的方便之途的人，必须解释这种目标是如何在现有劳动分工所具有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的。
革 新
前面讨论的文化和政治变化将为技术发展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环境。在相近的发展水平上，这种社会中的有技能的劳动要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充裕。一旦普遍的教育消费使企业成本降低或取消，供给将主要受社会成本的限制(例如教室和教师的花费)。在这些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不会缺乏，而且会像经济随意利用的近似“自由的”商品一样，可以广泛地获得。
另外，革新的样式还将随着民主管理提高了机动边缘而发生变化，这使得雇员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而改变“游戏的规则”。在新的管理体系下，就有了新的标准来判断提议出来的革新。适应利润最大化和控制劳动力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就会被一种考虑到更大范围变量的不同的代码所代替。这就像卡罗尔·古尔德①所说的，与资本主义的管理者相比，“一工人自主管理的企业中的成员会更容易感受到特定技术的使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生活的质量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也能对消费者的需求和环境影响的问题做出更好的反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消费者和当地的居民”(Gould,1988:277)。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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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罗尔·古尔德(Carol Gould)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重新思考民主》《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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